去个体化现象产生的第二个原因与个体自我意识功能的下降有关。迪纳(1980)认为引发去个体化行为的最主要的认知因素是缺乏自我意识,人们的行为通常受道德意识、价值系统以及所习得的社会规范的控制。但在某些情境中,个体的自我意识会失去这些控制功能。比如在群体中个体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使得人们觉得没有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不顾及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做出不道德与反社会的行为。比如在上面讲到的有关儿童违规偷着多拿糖果的研究中,迪纳对实验情境做了小小的改变:有些情况下,他在孩子们拿糖果的盒子旁边放了一面镜子。结果正如我们在以前讲到过的那样,镜子使得被试的内在自我意识提高,从而对自己的行为标准也有更清醒的认识,所以违规行为的比例下降,只有12%;而其他组孩子同样行为的比例为34%。实际上,人们大多数的去个体化都是因为自我意识的能动作用丧失而引起的。
本章推荐读物:
Cialdini, R. B.(1993)Influence: Science and practice.(3rd ed.).New York: HarperCollins. 在该书作者对有关社会影响的研究做了深入的分析,并主要结合日常生活讲述它对人们的作用,是一本值得参考的书。
Diener, E.(1980)Deindividuation: The absence of self-awareness and self-regulation in group members. In P. B. Paulus(ed)Psychology of group influence(209-242)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迪纳在这本书中对去个体化行为的产生以及原因做了深入的分析,是他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总结。
Homans, G. C.(1958)Social behavior as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3,597-606
Homans, G. C.(1961)Social behavior : Its elementary forms. New York: Harcout, Brace & World
霍曼斯是社会交换理论的最初倡导者之一,上述这篇文章和这本书是对他的理论的完整陈述,有兴趣的话可以好好地研读一下。
Markus, H. R., & Kitayama, S.(1991)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 224-253.
Markus, H. R., & Kitayama, S.(1994)A collective fear of the collective: Implications for selves theories of selv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 568-579.
马库斯的这两篇文章探讨了文化环境对人的自我的影响,是近年来心理学研究的重要突破之一。看看这些文章,你将会对东西方文化和东西方人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Milgram, S.(1974)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New York: Harper & Row
Milgram, S.(1992)The individual in a social world: essays and experiments. Readings, MA: Addison Wesley. 上述两本书是米尔格拉姆有关服从研究的经典著作。实际上,米尔格拉姆对人类服从倾向的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比我们所能够想象到的还要大。早在1970年,米尔格拉姆就曾经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有关人类城市生活经验的文章,分析人类生活的特征与实质。
本章复习题:
1. 试述社会交换理论的基础及思路。
2. 什么是社会影响?文化如何影响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
3. 什么是从众?谢利夫和阿希是怎样研究人类从众行为的?
4. 试述影响从众行为的因素。
5. 增加顺从的技巧有哪些?
6. 社会影响理论是怎样解释来自他人的影响的?
7. 什么是社会促进?为什么会有社会促进现象发生?
8. 联系中国的实际,谈谈怎样才能有效地克服社会懈怠?
9. 试述去个体化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第七章 团体心理与行为
团体或群体生活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方式,生活在团体之中,人类的心理与行为必然要打上团体的烙印。以东西方差异为例,两种团体生活方式的差异,决定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种种不同。因此,了解团体生活的特征及其对个体的影响,对人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团体概述
人们总是要生活在这样那样的社会群体之中,心理学家麦克格拉斯(McGrath 1984)根据这些群体之间人们结合的紧密程度把社会群体分为以下几种:
统计集合(statistical aggregate):常常是根据研究的目的对人的划分,如65岁以上的老人、家庭主妇、大学生等。一个统计集合的成员都具备共同的特性,他们可能彼此不认识,也没有产生互动。
观众群(an audience):如观看北京电视台“快乐大本营”节目的观众,他们彼此不认识、无互动,仅仅因为他们的活动对象针对着同样的事情。
群众(a crowd):当人们在身体上很接近,并且对同一情境做反应的时候,我们称之为群众。比如在街头围观他人打架的一群人,在演出结束后等在门口找歌星签名的人等。
组或队(a team):一组为了某个特定目标而聚集,且彼此间有互动的人。如工作团体、足球队、高尔夫球俱乐部等。
家庭(a family):因血缘、婚姻以及收养关系等而形成,并且共同居住在一起。
正式组织(formal organization):一群人在一起以清楚而有结构的方式工作,以完成任务为目标,如工厂、学校、教会组织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把上述这些集合都称为“团体”,但是,社会科学中所指的团体则是一个含义较窄的学术性名次。
1. 什么是团体?
(1)团体定义
尽管人们处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中,但这些群体未必就是团体。在心理学中,团体是指由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人组成的集合,团体的成员间通常有面对面的接触或互动的可能性。据此,一个统计集合,如一群球迷就不是一个团体,因为他们彼此不认识、没有面对面的接触、且彼此不影响。而北京国安足球队的球员则是一个团体,他们彼此互动且相互影响。
社会中的团体很多,这些团体在规模、价值观、目标以及持续时间上各不相同。规模是团体最重要的维度之一,其中夫妻是最小的团体。心理学的许多研究主要集中在3到20个人的小团体之上。从持续时间上看,象家庭等团体可以延续数代,而陪审团的成员则可能因某一案件而成立数天,一旦结案则自行解散。不同团体的价值观也不一样,宗教团体与学生团体各有各的价值取向。
(2)团体的心理功能
团体生活对人类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团体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心理保障,团体对个人心理方面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归属感:成员所具有的一种属于自己团体的感觉,比如落叶归根就是个人归属感的体现。人们正是因为具有团体归属感,所以才会产生一系列独特的情感,比如民族情感、国家情感,甚至包括家庭情感。一个人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都会寻找归属。如专栏7-1所述。
认同感:指团体成员对一些重大事件与原则问题的认识与团体的要求相一致,个体往往把团体做为自己社会认同的对象。尤其是当情境不明确的时候,团体的认同感对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具有的影响更大。比如大学生对恋爱问题的观点往往同伴团体的影响,同伴团体对恋爱的态度与行为常常是自己认同的对象。
社会支持:当个体的思想、行为符合团体的要求时,团体往往会加以赞许与鼓励,从而强化这种思想与行为,得到团体的社会支持是个体心理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当我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为祖国为民族争得荣誉的时候,他们常常把13亿中国人的社会支持放在首位,团体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专栏7-1:人们为什么要加入团体?
人类的许多活动实际上完全可以独自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团体不重要。实际上团体成员资格对我们的社会生活是极为重要的,正如心理学家Shaw(1981)所言,这重资格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重要的特色,一系列的原因使得我们要加入团体。
一是团体活动和团体目标对我们具有吸引力:通过团体我们可以获得单独时难以达到的目标。Sherif(1966)的一项现场研究就证明了目标与活动的影响。在研究中,参加夏令营的两组学生(11-12岁)驻扎在营地的两边,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参加实验,也不知道对方小组的存在。随后实验者把这两组学生放在一起,并让他们完成一些只有通过团体合作才能达到目标的工作,如一起把独木舟抬到河里等。结果发现,一会儿以后这两组学生就自动地形成了两个团体,分别有自己的名字(一组自称“猫”,另一组自称“鹰”),并且发展了各自的模式和行为准则。在这两个团体建立起来以后,实验者设法让他们在游戏时竞争,并提供奖励。结果随着竞争的进行,这两个团体都快打起来了,他们互相攻击对方,以便自己的团体能够获得更多的奖励。
二是因为人们喜欢以及需要成为团体成员:人们喜欢具有团体成员资格主要与团体内部的人际吸引有关,象朋友圈、街头的团伙以及各种各样的俱乐部都由此而来。而人们本身也具有加入团体的需要,因为加入团体可以满足我们的社会与情绪需求。
2.团体规范
(1)什么是团体规范?
为了保证团体目标的实现,团体本身必须有制约其成员思想、信念与行为的准则,这种要求团体成员必须严格遵守的准则就是团体规范。正是由于团体规范的存在,团体才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但是,团体规范并不对成员的一言一行加以约束,它只是规定了一个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范围。
团体规范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为许多种,但心理学家常常是从规范的正式程度把它分为两种:正式规范和非正式规范。正式规范往往是用正式文件明文规定的、并由上级或团体的其他成员监督执行的规范,比如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纪律等。正式规范只存在于正式团体中。非正式规范是成员约定俗成的、无明文规定的行为标准,如风俗、习惯等。非正式规范不仅存在于非正式团体中,而且也存在于正式的团体中。
(2)团体规范的作用
团体规范对团体来说是一种重要的约束,它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保持团体的一致性:团体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成员在某些方面具有一致性,而只有团体规范的存在才能使这种一致性落到实处。团体规范一方面从外部制约着成员的思想、信念与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又从内部为成员提供了彼此认同的依据。从而从内外两个方面促使成员与团体保持一致。
二是为成员提供认知标准与行为准则:即使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的看法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团体规范往往能为成员提供衡量自己与他人言行的同一标准,这一标准成为成员认识事物、判断是非的共同心理参照架。
三是规范的惰性作用:团体规范有时候也制约成员的努力水平,它要求成员不能表现得太好或太差,而是放在一个适中的水平上。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霍桑研究中,梅约等人发现,在一个生产小组中,规范使得人们的工作不能太好,但也不能太差,而是保持在一个适中的水平上。一旦有人违反了规范的要求,比如生产率比别人高出很多,其他成员就会用一些方法阻挠这个人的努力。
3.团体凝聚力
(1)定义与影响因素
团体凝聚力(group cohesiveness)是指能使团体团结一致的力量,它往往用团体对成员的吸引力和成员彼此之间的吸引力来衡量。但费斯廷格(Festinger 1950)却认为,团体凝聚力不只包括由成员之间人际吸引所决定的正性力量,而且也包括由于离开团体要付出高代价所决定的负性力量。凝聚力是团体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许多因素对团体的凝聚力有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需要的满足(satisfaction of needs):一个团体越能满足成员的需要,它对成员的吸引力就越大,它的凝聚力也就越大。比如联想集团的员工凝聚力很高,就是因为他们的管理者意识到了团队精神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所以他们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满足员工的各种需要,使员工体验到了与企业共同成长的乐趣。
二是团体目标(group goals):当成员的个人目标与团体目标相一致的时候,团体的凝聚力高(Lott 1965)。与此相反,如果个人的目标和团体的目标差距很大,比如让反战的人参军打仗,这样的人越多,这支军队的凝聚力就越低。考虑到这一点,要想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我们就应该把个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并把它转化成为可以实现的个人目标,而不能只喊口号。
三是团体活动和领导者(group activities and leadership):团体的凝聚力与成员参加什么样的活动有着紧密的关系,如果成员被团体的活动所吸引,团体的凝聚力也就越高(Hackman 1976)。另外,团体的领导也影响凝聚力,Cartwright(1968)发现,在决策中允许成员参与的民主型的领导能导致较高的团体凝聚力。
专栏7-2:参与决策的有效性
组织心理学家经常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组织激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工人是否应该参与决策?尽管早在20世纪初期,梅约的霍桑研究(Hawthorne study)就证明了关注、参与等人际关系因素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心理学界,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Vroom 和Yetton(1973)从工作中领导与下级在决策中的影响力出发,把决策分为五类:
领导独自解决问题,与下级没有任何的商量;
下级向领导提纲决策使用的材料,由领导自己做出决策;
领导向下级询问决策的信息与方法,然后自己决定;
领导与下级一起处理问题,但领导决策;
团体决策。
结果发现参与决策在提高士气上是有效的,而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未必全都有效。Locke(1979)对此加以总结,如表7-1:
表7-1:参与决策的效果
对生产效率 对工作满意感
正性影响 22% 60%
负性影响 22% 9%
无影响 56% 31%
可见,参与对工作满意感的影响要大于它对生产效率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工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工作对人的影响不仅仅是生存手段的问题,如何让工作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快乐,让工作满足人们更多的需要已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而参与在某种程度上对此有促进作用。
(2)凝聚力的作用
对一个团体而言,它的凝聚力的高低在很多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凝聚力对成员的稳定性有影响,凝聚力越大对成员的吸引力越大,其成员也越不愿离开该团体,因而团体也越稳定。其次,凝聚力大的团体对其成员的影响力也大,就象我们在前面讲到从众行为的时候那样,高的凝聚力导致人们对团体更高的从众。第三,凝聚力也影响人们的自尊,与凝聚力低的群体的成员相比,凝聚力高的群体的成员有更高的自尊心,同时表现出更低的焦虑。Julian,Bishop和 Fiedler(1966)认为高凝聚力的团体能导致相互信任,而这种信任使得成员感到安全,并进一步导致自尊心提高。最后,凝聚力影响群体的产出,正如专栏中刚刚讲过的,由参与所引起的工作满意感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凝聚力的提高,从而也会影响到实际的工作效率。但是在这里需要注意,在凝聚力强的团体中,只有团体的规范倡导高效时,生产效率才提高;如果团体规范不鼓励高效,则凝聚力越高,生产效率反而会越低(Zander 1977)。
(3)凝聚力的测量
心理学家在探讨凝聚力的成因与影响的同时,也在探讨用什么样的方法对团体的凝聚力加以测量,到目前为止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没有一个共识。有些研究者通过让成员在一个七点量表上评价他们对团体的喜欢程度来衡量团体的凝聚力,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要求成员评价每一个其他成员,并用所有评价的平均数来作为凝聚力的指标。这两种方法经常有一定的相关,但有时候却未必(Eisman 1959)。比如在一个团体中,团体目标对成员来说极为重要,但同时团体里有自己极为讨厌的人。
最好的测量团体凝聚力的方法来自Moreno(1953)提出方法。这种方法首先让某一团体的成员指出愿意一起完成某项任务的其他人的姓名,这些人当中有些人是该团体的成员,而有些人不是。凝聚力的指标是选择的他人中团体成员所占的比例,如果一个团体中大部分的成员选择了外人,该团体的凝聚力就低。
在处理结果的时候,Moreno使用了一种被称为社会指向图的方法,该方法以图示的形式展现了团体成员之间的相互选择。图7-1就显示了A、B、C、D、E 五人团体的社会选择,他们每个人只能选择两个他人,箭头的指向为选择的方向,双箭头指互相选择。Q和R是五人团体外的另外两个人。团体凝聚力用5个人内部的选择在总选择中所占的多少来衡量的。
第二节 团体领导者
对于一个团体而言,优秀的领导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领导在一个团体或组织中的重要性是由其在组织中的特殊地位与贡献所决定的。正如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论述的,好的领导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1.什么是领导?
对于什么是领导这个问题,不同的心理学家的认识有很大的差异。有些人认为领导是一种影响力,而另外一些人则把领导看成是执行某些职能的人。针对这些争论,心理学家Hollander(1985)整和了以上两种观点,认为领导是对团体行为与信念施加较大影响的人,他们引发活动、下达命令、分配奖惩、解决成员之间的争论以及促使团体向着目标迈进。
从社会影响的角度来看,Bales(1970)把领导分成两种类型:一是任务型的领导(task leadership):这种领导关心的是团体目标的达成,他们常常向下级提供指导;另一种叫社会情绪型的领导(socioemotional leadership):这种领导关心团体内部情绪与人际关系方面,对成员来说,他们经常是友好、同情他人的,他们在处理矛盾时的协调能力很高。同时他们也表现出更多民主的倾向(Fiedler 1987)。这两种类型的领导各自有自己的优势,要对二者从效能上加以区分是件困难的事情。Zaccaro、 Foti和 Kenny(1991)认为灵活采用这两种领导方式从效果上来看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一个领导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应把精力放在达成任务上,什么时候放在人际情绪方面,那他将是一个成功的领导。
(1) 领导的特质理论
著名的历史学家Thomas Carlyle曾经说过:“世界的历史就是伟人的历史”。受这种观点的影响,早期的心理学家在看待领导问题的时候从特质论入手,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了人格特质与能否成为领导的关系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比如Gibb(1969)认为,要想成为卓越的领导者,就必须具备以下特质:身强力壮,聪明但不能过分聪明,外向有支配欲,有良好的调适能力,自信。与Gibb的思路相似,Stogdill(1974)则进一步扩大了特质的范围,认为领导者应该具有下列特质:对所完成的工作有责任感;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热情并能持之以恒;解决问题时勇于冒险并有创新精神;勇于实践;自信;能很好地处理人际紧张并忍受挫折等。
随着人们对领导特质研究的深入,心理学家开始意识到这种思路的局限性,Hunt(1991)在总结这一方面的研究时指出,决定一个人可以成为卓越领导的“特质”少的可怜。尽管这样,特质理论派一直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探讨,Burns(1984)提出的改变型领导者(transformational leader)就是这种理论的最新发展,House(1971 1993)把改变型领导者也称为有魅力的领导者(charismatic leader),这种领导能依靠自身的影响力改变下属的行为,象为印度独立做出努力的甘地,二战期间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南非的曼德拉甚至德国的希特勒,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人们的行为。Bass 、Avolio(1993)以及Hater、Bass(1988)用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区分出了有魅力领导者的四个特征:
魅力(charisma):是指那些被下属信任、看作楷模加以认同并模仿的特征。
激发动机(inspirational motivation):领导利用各种手段激发下级的热情和对团体预期
目标的理解。
智力激发(intellectual stimulation):领导鼓励下属重新检查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并构
想发展自身的创造性方法。
个人化的考虑(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领导者要能引起他人的注意,用不同的
方式公平地对待下级,经常给下属提供一些学习提高的机会。
可惜的是改变型领导者理论只能解释一小部分领导者的行为特征,而这些人也只有在社会发生变革或危机的时候才能出现(Bass 1985),在社会稳定的时候以及对大多数领导者而言,未必如此。
专栏7-3:领导者到底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
对领导特质的探讨一直是组织心理学家关注的问题,正如我们刚刚谈到的诸多观点那样,不同的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的观点。那么,作为一个领导者到底需要哪些特征呢?著名心理学家麦克里兰(McClelland)通过自己几十年的研究,提出作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应该具备的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成就和行为(Achievement and Action):领导者应该有高的成就动机和抱负,对环境的变化有较强的自我监控能力,能够创新并且不断地寻求新的信息和机会。
二是服务意识(Helping and Human Service):能够满足他人的需要,使自己适应他人的兴趣与要求,包括有较强的人际理解力,有为他人服务的意识,有较强的组织意识,能够与他人建立起亲密而又牢固的关系,并且对他人有较大的影响力。
三是管理才能(Managerial Ability):能够为他人创造条件,以使他人有成长的机会,包括团队式的领导、与团队的合作、对他人提供指导等。
四是认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包括分析与抽象性的思维方式、知识深度等。
五是个人效能(Personal Effectiveness):包括对自我的控制、自信和工作中的灵活性,并且具有较高的组织承诺。
除此之外,领导者还需要职业献身精神,有远见,有准确的自我评价,有较高的社会亲和力,注意细节,有较强的沟通能力。
在麦克里兰的基础上,心理学家威尔逊(Clark Wilson)进一步把领导者的特征简化为三个方面:
预见变化(Envisioning change):有远见、有想象力,富于冒险、有创新精神,坚忍不拔、有耐心。
寻求支持(Enrolling support):组织意识强,鼓励参与,有团队精神,与他人同甘共苦。
驱力水平(Drive):为自己定的目标高,有活力且能够承受压力和挫折。
随着人们对领导才能的不断发掘,更多的研究者意识到,简单地谈论这些特质没有太大的意思。相反,心理学家开始意识到从不同的层次上理解能力差异更为重要。因此,以麦克里兰、斯本瑟(Spencer)、温特(Winter)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心理学家把人的与能力有关的特征分为核心特质(Core personality)、自我特质(Self-concept)和表面特质(Surface trait),其中核心特质包括个体的动机和一些人格特质,它是最难发展起来的东西;自我概念包括一个人的态度和价值观,它的发展也比较难;而表面特质是最易发展的能力,它包括一个人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
尽管对领导的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但人们却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既下级在领导者影响力建立方面的作用问题。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开始注意到这一点,按照Edwin Hollander(1993)的观点,领导和下级之间的关系也符合社会交换原理:领导向下级提供好处,如指导、预见以及完成目标的机会;而下级通过使自己变得对领导的影响力更乐于接受来回应之。Hollander(1961)用个人特异学分(idiosyncrasy credits)对这种交换加以解释,他认为特异学分是指领导通过帮助团体达到目标和遵从团体规范而获得的人际影响力,领导对团体的帮助越大,对团体规范遵从越多,他的特异学分就积累得越多,他的影响力也越大。Lombardo等人(1988)的实验就发现,有能力以及遵从的领导在赢得了下级的信任之后,当反从众行为在他们身上出现的时候,团体对其的忍耐程度也较大。
(2) 权变模式
另外一个有关领导的研究思路是由费德勒(Fred Fiedler)提出的权变模型(contingency model of leadership)。费德勒认为,领导的效果取决于领导者个人因素与情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领导者的人格特质与环境的匹配程度决定着绩效。费德勒的权变模型由四个部分构成,其中一个方面与领导风格有关,其它三个方面与情境特征有关。
领导风格(leadership style):与早先的研究一样,费德勒把领导也分为两类:任务取向的领导(task-oriented leaders)和关系取向的领导(relationship-oriented leaders)。一个甲级足球队的外籍教练可能会是任务取向的领导,因为取胜对他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事情;而一只社区少年足球队的教练则会是关系取向的领导,因为关心小队员的情绪感受与人际关系对他来说更为重要。
在测量这两种领导风格的时候,费德勒发展出了一套叫做“最不愿共事者量表”(least preferred coworker scale)的工具,让领导评价团体中自己最不愿共事的人的特征。那些对他人作消极评价的领导倾向于追求工作成就,是任务取向的领导;而那些对他人作较积极评价的领导较为关心团体内部的人际关系,是人际关系取向的领导。
费德勒还指出,不论是任务取向的领导还是关系取向的领导,他们的领导效果往往取决于情境允许他们对成员施加影响的水平,他称之为领导对情境的控制程度,这种控制与三种情境因素有关:一是领导与团体的关系(the leader’s relations with the group),关系越好影响力越大;二是任务结构(task structure):指团体目标与任务的清楚程度,变化的范围很大,从模糊到清楚;三是领导的职位权力(the leader’s position power)由自身职位提供的权力,可以从强到弱。
在回答什么样的领导最好这个问题的时候,费德勒整合了领导风格以及领导对情境的控制两个方面之后指出:没有一种领导风格在任何条件下总是有效,也没有一种领导风格总是无效,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图7-2表示,关系取向的领导在中等控制条件下效果好,而任务取向的领导在控制低或高的时候绩效最好。
在控制程度低的困难情况下,成员需要更多的指导,而任务型的领导正好能提供指导,所以他们的绩效高;相反,关系取向的领导经常比较民主,不太提供这样的指导,所以绩效较差。当控制程度很高时,任务取向的再次会因为自己的指导性而使生产效率达到更高的水平;而关系取向的领导对关系的过分关注却会降低组织的效能,费德勒的模型被很多研究者证实(Peters 1985,Strube 1981)。
(3) 影响领导效能的其它因素
除了领导风格与情境因素,最近的心理学研究还发现许多因素对领导者的领导绩效有影响,其中比较重要的由两种因素:性别与文化因素。
性别与领导方式:Alice Eagly和 Blair Johnson(1990)对150项有关性别与领导方式关系的研究做了元分析,发现在组织环境中,女性与男性领导者在任务取向上基本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她们比男性领导更倾向于采用民主和参与的方法。也就是说,女性领导者更可能会邀请下属参与决策过程;而男性领导者喜欢独裁和指导性的方法,是一种纯任务取向的管理方法。女性则是把两种领导风格融合在一起(Eagly,Karau 1995;Helgesen 1990)。在解释这种微小差异的时候,Eagly认为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人际技能的发展比男性完善,这种优势使得她们容易采用体谅他人的领导方式。
文化与领导方式:文化也会影响领导的效能, Harry Triandis(1993)就发现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心目中理想的领导者并不一样。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关心团体的需要与人际关系最为重要,如在集体主义的伊朗和印度,有教养被看成是最主要的领导特征(Ayman 1983,Sinha 1986)。而在个人主义的美国,独立、以任务为中心以及对个人成就的强调,使得美国人更喜欢任务型的领导方式。针对文化所引起的领导方式的差异,许多跨文化的研究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第三节 团体内部沟通
任何一个团体内部都少不了成员之间的沟通,沟通是保证团体与组织功能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沟通也是团体活动中的重要课题,从某个委员会无休止的讨论,到大学生的“夜谈会”,沟通使得我们了解了别人,也让别人了解了我们。
1.团体沟通的特性
有两个特性在团体沟通中很有意思:成员发言的不平等性和领导在沟通中的主导作用。
(1)成员发言的不平等性
所有的团体在沟通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有些人说的话多,有些人说的话少。心理学家发现,在团体沟通过程中,不论谈论什么样的话题,也不论团体成员之间互相熟悉与不熟悉,在团体讨论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两个人主导讨论的场面。Stephan等人(1952)对这种现象的规律性加以描述,并用对数函数表达了这一规律,如图7-3:
图7-3:不同规模团体内成员说话多少的对数函
三个人数为4、6、8人的团体在沟通时的规律是:每个团体中总有一个人发言最多,第二个人的发言次数就少得多,依次按照对数规律递减。在8个人的团体中,前两位成员说的话起来占所有发言的60%,第三个人占14%,其他五个人占26%。当然,随着团体规模的不同,每个人说的话也有变化,但总体仍然遵循这一规律。
(2)领导的主导作用
团体沟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领导在沟通中的突出作用,心理学家发现,团体成员的发言情况与其是否是领导有着紧密的联系:领导在团体中说的话最多,即使是在一个临时组成的团体中,如果一个人被指派为领导者,他(她)也会变成团体中最活跃的人之一。在还未指派领导的团体中,沟通也能影响谁将能成为领导者。为此,贝沃尔斯(Bavels)做了一项研究,在研究中他们邀请了一所大学工业工程系的学生参加实验。这些学生尽管在一个系,但他们彼此并不熟悉。整个实验包括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研究者将他们分为四人一组,给一个题目让他们讨论10分钟,并且告诉他们会有他人在单向玻璃后面观察他们的讨论。观察人员纪录每个人发言的次数与时间。之后,请观察人员填写问卷,评定每个被试的领导能力。在实验当中,每一个被试的面前还有一个提供反馈用的红绿灯盒子。
第二阶段的实验程序与第一个阶段一样,不同的是在第二个阶段开始前,试验者告诉其中一些被试,将会根据他们的表现提供反馈,如果红灯亮了表示自己的谈话妨碍了讨论的进行;如果绿灯亮了则表示他们的谈话有助于团体讨论。第二个阶段的被试是从在第一个阶段中被评定为最没有领导特征的被试中选择出来的。第三个阶段的任务是研究通过第二个阶段所树立起的信心会不会持久。结果如表7-2所示:正如我们所预期的,在第二个阶段,受到强化的被试的发言数量增加,并且这种效果可以持续到取消强化的第三个阶段。同时,这些最初被评价为不具领导特质的人,在随后的实验中被观察者评价为具有领导特质。由此看来,简单的口语行为常常成为一个人是否可以成为领导者的重要因素。在一个组织或团体中,个体越主动参与,就越可能成为领导者。必须注意的是,这里我们只是以“讨论团体”为研究
表7-2:对口语行为的强化及领导者评定
讨论阶段 口语表现a 评定为领导者b
第一阶段(无灯光强化) 15.7 1.77
第二阶段(有灯光强化) 37.0 3.30
第三阶段(无灯光强化) 26.9 2.70
a. 数字表示发言占团体总量的百分比
b. 数字表示4点量表的评价结果(1最低,4最高)
对象,在其它团体中这一结果未必适用。实际上,在不同的团体中,其它的行为特质可能更重要,比如在一个足球队中,球技就要比口语行为重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口语行为很重要,许多研究证明发言次数的多少是一个人能否成为领导的必要条件。
2.团体沟通
(1)沟通的网络型态
在一个团体与组织内部,人们的沟通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果要对这一过程画一个图的话,相信一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为了研究的方便,心理学家常常对这一过程进行简化,并用特定的模式来表示。比如在研究中,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由5个人组成的团体,并且限制这五个人之间的沟通程度。遍与工rd Lawler某晒Α5侥壳拔?梗?颐强梢源恿?龇矫娑晕幕?睦硌У亩韵笪侍饧右运得鳎? 一是文化对生理活动的影响:Cole(1996)提出的文化生态学观点就阐述了这种影响。他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文化塑造心理的过程:不同文化中介(如汉字与英文)改变了人的心理条件,诱发了不同的生物结构。由于历史的积淀与遗传的累积,以及生态环境的各异,人的生物结构也因此被文化塑造而成。
二是文化与信息加工机制:文化对人格系统中信息处理机制,如知觉、认知及逻辑思维的影响。文化影响着人的信息加工机制,比如Cole(1990)在研究印度教徒与基督教徒对牛的认识的时候就发现,二者对牛的生物特征有着共同的非文化的知觉反应,但他们对牛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反应,这种不同的反应与各自的文化系统相对应。
三是文化与符号表征:符号表征行为(Symbolic Expressive Behavior),如梦、性禁忌、神话与谚语等与文化的关联:Boesch(1991)把文化看作是一个行为场,这个场中的任何物质内容,如梦、神话等均具有内在的文化意义。以梦的解析为例,中国的周公解梦与弗洛伊德分析梦的方式无不被打上文化的烙印。
四是文化与社会化:社会化是个体学习和接受社会规范的过程,社会化过程中,文化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对儿童教养方式、社会角色形成以及智力与情绪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五是文化多元性的影响:九十年代以来,文化心理学者最为关心的领域乃是多元文化的作用及适应性问题。该领域的领军人物Shweder(1993)指出,当今世界没有一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存在及人们对它的认同可以独立于其它方式之外,世界是多元化的世界。多元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性,有时也包括同一文化内部不同子文化。
六是文化对其它心理活动的影响:文化会对人们的生理与心理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文化通过人的日常适应机制影响个体的健康行为。比如对西方人而言,当他们感到困惑或不适时,首先会想到医生或心理大夫。但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如台湾和大陆的许多偏远乡村,有关鬼魂的传统对人的影响比现代医学更大。文荣光等人在台湾的一项研究就证明了这种影响。另外,文化还与人的认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点本文后面还会讲到。
(3)文化心理学与邻近学科的区别
文化心理学与普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不是普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的基础是强调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是一样的,有着统一的心智,普通心理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描述这种统一心智作用于心理生活的机制与过程。普通心理学的目的很难实现,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心理和行为有着共同的基础,比如大脑和神经系统,但是心理活动却并非完全取决于这些基础。生活中的另外一些东西:刺激、情境、资源、价值观、意义、知识、宗教、语言、技术和社会机构,作为一种外部的力量,无不对我们的内在加工机制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影响。如果你曾经看到过泰国的人妖和终生为亡夫守灵的印度寡妇,你就会相信传统和信念的重要。有时候恰恰是这些力量决定着我们的行为。
文化心理学与跨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也不是跨文化心理学(Cross-cultural psychology),跨文化心理学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它的目的也在于找出隐藏在不同文化中人们心理生活后面的加工机制。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心理学家常常把在一种文化环境中发展出来的测量工具用在其它文化群体中去,以求找到共同的东西。比如研究者在日内瓦、巴黎、伦敦和纽约证明了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的正确性,他们就认为这个结果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意义,但Cole(1988)、Hallpike(1979)等人的研究却发现该结论并不适合一些贫穷国家的人。
基于这种目的,跨文化的心理学常常致力于发现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当差异存在的时候,他们常常用两个方面的原因加以解释:一是认为这是因为那些处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人还没有发展完善自己的加工机制;二是认为由于测量工具存在缺陷,使得一些文化中的人没有真正表现自己的能力。与跨文化心理学不同,文化心理学的目的在于建构一个包含内在特征与外部环境影响在内的心理学分支体系,它不仅关心内在的加工过程,而且也关注外在的各种影响因素。文化心理学能够提供一个对人类心灵(mind)的基本解释,按照文化心理学的观点,这个心灵具有内容驱动(content-driven)、领域独特(domain-specific)和刺激包围(stimulus-bound)的特点。所以,文化心理学能够解释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的现象,它不用统一心智,而是用对情境、关系、社会环境以及内在特征的地域性理解去解释人类的心理与行为。
文化心理学与心理人类学:文化心理学也不是心理人类学(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心理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它关注的重点不是实验室中的人类行为,也不是标准的测验或者刺激材料,而是与人类学相同的一些材料,比如各种仪式、神话故事、游戏和艺术形式、家庭生活的实践、宗教信条、家系分类和知识体系等。人类学家关心人们日常的语言和生活,心理人类学也不例外,心理人类学的最终目标在于了解在这些仪式、信念和其它意义系统整合在一起影响人类生活和经验的方式。
心理人类学家认为存在着一个与生俱来的中枢加工机制,这种机制不仅独立于外部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且当它与社会环境接触的时候,使得社会文化环境的作用更加难懂。心理人类学家认为中枢加工机制的结构和功能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心理人类学不同,文化心理学则反对这些观点,正如我们在前面讲过的那样,文化心理学从内部和外部特征的作用以及相互影响上去分析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
3.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心理学研究的大多数方法都能够被用于文化心理学研究。但是,这些方法的效果有着较大的差异,所以选择方法是否适当对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有很大影响。
(1)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方法途径
从宏观方面来看,文化心理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与思路,这个思路包含文化研究的四种途径:
* 价值途径(Value approaches):该思路从人们的价值取向出发,认为文化决定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价值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就是这一理论的集中体现,目前有关东西方差异的许多研究都源于这一理论。
* 自我途径(Self-approaches):这种思路认为文化与人们的自我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正如Sampson、Markus在他们的研究中所揭示的那样,中国人的自我是一种包容式或依赖式的。通过自我结构的特征揭示文化的影响也是文化心理学发展的思路之一。
* 情境途径(Context approaches):这种思路把生态学的观点引入到文化研究中来,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态环境,人的认知机制必须要与这样的环境相适应。
* 理论途径(Theory approaches):在成长的过程中,人们学习了自身文化中的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构成了我们的认识论,对这种认识论的探讨能使人们从更深的层次上去了解文化如何造成差异。这四种思路从层次上讲还有一个递进性,从表面的价值观到较深层次的自我结构,再到人境交互作用的生态学观点以及理论层次的朴素认识论。
(2)文化心理学的具体研究方法
而从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文化心理学也在不断地发展着。最初的研究者采用观察、访谈、民俗分析等方法分析文化的差异及其对人们的影响,比如著名的文化学者Hsu、Bond等人就采用这些方法,他们通过文化观察与分析的方法揭示了中美文化在许多方面的区别,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比观察分析更进一步的是价值调查法(Value Survey Methods)。这种方法是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比不同文化中人们在思想、信念与价值观上的差异。 Triandis等人有关中美价值观差异就是用这种方法得到的。表8-1列出了由此方法得到的一些结果,这些结果反映了东西方在社会价值观上的不同取向。
表8-1:中美价值观的差异(部分)
价值 美国人 中国人
自我控制(自律) 4.06 5.48 ***
社会秩序 3.18 4.44 ***
自由 5.42 4.07 ***
热爱生活 5.42 3.07 ***
注:*** p<0.001 (选自Peng、Nisbett and Wong 1997)
文化心理学中的价值调查法有四种形式:分别是排序法(Ranking)、评价法(Rating)、态度量表(Attitude Scale)以及行为场景法(Behavioral Scenario Methods)。通过比较这四种方法在中美跨文化研究中的成效,Peng等人发现排序法和评价法容易受到不同文化下人们对某些问题的理解差异的影响,所以得到的结果与专家评判有着较大的差异;由态度量表得到的结果与专家的评判差别不大;而行为场景法得到的结果有效度最高。因此,Peng Kaiping、Nisbrtt等人对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基本上以这种方法为主。
随着文化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它的方法也开始被采用。Morris、Peng等采用文化启动研究(Cultural Priming Study)的范式来研究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归因上的不同,他们借鉴了Heider的策略(他通过向被试呈现一些与社会和文化现象无关的动物图片来让不同文化中的人反应),以鱼群为启动刺激,探讨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归因倾向,发现中国人对个体行为的归因以外在归因为主,而美国人则以内在归因为主。 Hong、Morris等人对这种方法的有效性给与了充分的肯定,他们进一步指出启动试验在揭示内隐的文化差异方面将是其它方法所无法相比的。
图8-3:Morris等人在研究中所用的启动刺激
第二节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心理
1.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性
(1)研究中国文化的意义
尽管文化心理学已经有几十年的研究历史,但到目前为至,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主要还是以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为主,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影响的第二个层次上。对文化如何从深层,即内在假设层次作用于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探讨仅仅开始。近十年来,许许多多的文化学者把眼光投向古老的中国,他们不仅想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来理解东西方差异的真正原因,而且这些研究者还想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来揭示中国社会变化的基础与根源。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几千年来它一直塑造并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正是因为文化的影响,才使得中国人在思想、信念及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区别于西方以及其他文化中的人。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21世纪,分析文化及其对人的影响不仅对我们更好地适应环境有促进作用,而且能在对比中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
研究中国文化问题之所以重要,还与外来文化的入侵有关。当今世界,西方工业国家的文化与价值体系,以排山倒海之势,渗入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果仅仅用个人主义来描述西方的价值体系,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与中国传统体系的差异,这种宏观意义上的差异体现在每个人身上的时候也不同,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的影响。
(2)文化影响的相互性
文化心理学也关注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且认为这种影响可能会受到经济与政治因素的制约。 Wallerstein(1974 )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就强调了这样的影响。Wallerstein认为:从全球化的角度看,世界各国在国际政治与经济方面形成了一套权力结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些国家(大多数欧美国家)处于权力核心地位,另一些国家(尤其是亚非国家)则处于权力的边缘。这种权力地位的差异最终导致了文化与学术的差异,表现为在文化与学术上权力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有支配性的影响力。受此观点影响,目前的许多跨文化研究往往依据西方,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概念与框架,这些东西对理解他们自己有用,对理解其它国家的人未必可行。而这种思路建立起来的文化心理学充其量只能是一种买办式的西化心理学。
(3)本土心理学的价值
可喜的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着改变,最起码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时候是如此。近二十年以来,众多的非西方国家的心理学者开始倡导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Guerrero 1977;杨中芳1993;杨国枢1993),主张对人的研究不能离开他们所处的文化。如杨国枢等人以中国文化的特征为基础,反对在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照搬西方概念的做法。主张心理学研究要有一定的“本土契合性”(杨国枢 1997),即研究者的研究活动与成果要与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及其产生的经济、文化、历史传统条件相符合。也就是说,探讨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就必须从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现实等出发,而不能仅仅用西方人的观念去阐解中国人。
2.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与“近代化”理论
(1)传统中国文化的特征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经过漫长的变迁与沉淀,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学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世世代代的积淀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个体系的特征包括:
提倡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伦理道德的作用:从古到今,中国人就有“人为贵”的人本主义传统(燕国材1993),潘菽也曾指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很独特的一种思想就是人贵论”,伦理道德是这种人本思想的核心。
以家庭为主体的家族主义盛行:在中国,家庭可以被看成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中国人对家庭的依赖要远远超出西方人。传统的中国文化正是利用人们的尊祖情绪,使得家族主义在建立社会秩序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家族主义中,以孝为主的道德观念制约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
封闭性的经济基础:传统文化的第三个特征体现在经济基础上,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经济与生活方式使得中国文化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文化体系,这一体系具有排他性的一面。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体系有所松动,但它的影响依然很大。目前对中国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的地方主义就是其表现形式之一。
政治制度中的专制主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使得人们认识到有权就有一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就是要做官。人们对权力的崇拜与狂热追求使得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有了滋生地。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特征都体现在儒家思想的要求之中,所以在许多人的眼中,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2)近代化理论
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提出的“近代化理论”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提出了挑战。Myers、Fairbank、Levenson、Wright、Solomon等人通过比较近代的中国与日本,想要找出为什么明治维新之后的几十年内,日本的近代化改革取得了成功;而近代化起步比日本早的中国却失败了。在分析了十九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因素之后,他们发现,中国近代化的失败主要是由儒家思想造成的——儒家思想所要求的安定团结与近代化要求的变革之间存在着冲突。Wright(1957)甚至断言:“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儒家的社会是不能纳入近代化国家的。”
近代化理论还从文化与人格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影响。费正清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很重集体(指家族而非国家),强调服从权威,不能培养独立自主的人格。中国文化的动机模式是依赖型而非自主型,这种传统培养出的人只适合农业社会,不适合工业社会的要求。Hagen在他的著作《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Hagen用一个社会可否培养出创造性人格来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不是能够发展,他认为,在一个保守的社会中培养创造型的人格是相当困难的,而没有这样的人,社会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Weber从宗教角度对中国文化的分析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在其著作《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中,他对儒家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儒家伦理,缺乏自然与神、伦理要求与人性弱点、罪恶感与追求超脱、世俗行为与超俗的补偿以及宗教责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因此,就没有杠杆作用使人内在的力量超脱传统。也就是说,由于太重和谐——尤其是天地人的合一,使得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缺乏紧张状态,从而也就没有可能去培养合理的克服外界的精神。与儒家伦理相反,基督教尤其是清教徒的相信原罪而又力求克服原罪的观念,使得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克服内在罪孽的宗教修养功夫。这种功夫扩展到规范、习俗与权威之上,使人不会一味盲从,而是去思考改进的方法。
近代化理论还从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中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寻找“灵丹妙药”,费正清指出:由于社会发展必须有理论上的支持,而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那么,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有另一套思想,这种思想需要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中去寻找。
近代化理论曾经在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但到了八十年代,这种观点开始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近代化理论是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它缺乏实证的支持。另外,它对解决中国问题所持的“西化”的观点,显示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片面的。况且,文化总是在发生着变化,用它解释十九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尚属勉强,就更不用说现在了。
3.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研究是近二十年来文化心理学领域内最富有成果的课题。人们从两个层次来探讨这一概念的内涵:一方面人们从文化特征出发,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个人主义文化,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另一方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研究者从人格与文化的关系入手,认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人格特质。
(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界定
Gould 和 Kolb(1964)最早定义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概念。他们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以个体自己为最终目的、认识到自我和自己的决断以及不能容忍社会压力之下的从众的信念。Lukes(1973)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概念的主题,认为它包括重视个人尊严与自我发展、自主与个人隐私,同时强调个体是社会的基础。与个人主义相反,集体主义则是一种以强调内团体(Ingroup)为核心的信念,它关注内团体的目标与需要胜于个体自己,强调团体的规范与责任而不是个体自身的快乐,并且乐于接受他人。在此基础上,Triandis(1984)等人进一步总结出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特征。他指出,美国的个人主义有三个特征:在竞争中依赖自我、不关心群体以及与群体有距离感。这些特征最明显地体现在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的关系上,即群体目标总是从属于个人目标。Waterman(1984)则进一步指出了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特征,认为他们具有较强的自我同一性(Erikson)、有自我实现的信念(Maslow)、属于内控型的人格(Rotter)以及能按道德规范行事(Kohlberg)。与个人主义相反,集体主义则是与人际关系有关的由情感、信念和行为组成的症候群,它包括:A.考虑到自己的行为或决定对他人的影响;B.能与他人共享物质与非物质资源;C.自我揭露(self-disclose)水平高,对社会影响敏感;D.有介入他人生活之感。同时集体主义者对家庭与亲友的依赖较强,‘我们的’感觉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
在分析这些特征的基础上,Hui 和Triandis进一步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看成是一种人格结构,以与Hofstede(1980)提出的他人中心主义者与自我中心主义者相对应。Triandis强调,在分析文化影响的时候,应该注意区分生态学的因素分析(以文化为观察对象)与文化内分析(以文化中的人为观察对象)的不同。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仅仅采用生态学分析是不够的,因为生活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不见得是个人主义者,而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也未必都是集体主义者。依据这一思路,Hui 和Triandis(1988)构建了一个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量表(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 简称IC),从个体对待配偶、父母、亲戚、朋友、邻居及同事的态度等六个方面衡量一个人的集体主义倾向。他们还以此为工具证明了这一人格结构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在Triandis等人编制IC量表的同时,Chency(1986)等人也在分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成因及发展趋势。他指出对群体生活的依赖是人类集体主义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随着社会异质化的发展,群体生活的优势越来越小。同时,生态环境的变化,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以及由农村向城市的过渡,最终会导致由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化。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互相转化的过程是:远古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 —→ 新个人主义。
(2)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影响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既具有文化的含义,又有人格的内涵,它的影响表现在:
首先,从文化背景的角度来讲,它影响了人们的服从性。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的人有较高的服从倾向。Leung(1986)在研究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时就发现,在他们处理与导师的关系时,服从的倾向要远高于美国学生对导师的服从。当他们遇到困难时,更愿意求助于来自上下级的帮助,而不象美国学生那样求助于同级的朋友。
其次,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影响也表现在人格中的自我上。Markus(1991)等人在提到文化与自我的关系时就指出,与西方文化中独立型的自我相比,东方文化中的自我是一种依赖型的自我。Markus认为,东方文化中依赖型的自我结构使得自我的内容延伸到了与自我关系密切的他人。对中国人来说,自我在一定程度上与内团体重合,因此在处理与外界的关系时往往以内团体为准。中国人所谓的内团体包括父母兄弟以及朋友同事等诸多与个体关系密切的人。
最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对人的社会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解决现实中的人际冲突时,集体主义者更倾向于用协商的方法,而不象个人主义者那样更多地求助于法律。在社会知觉与人际交往方面,集体主义者看重团体的欢乐与和谐,而个人主义者强调竞争和控制他人。由于在人际交往方面的这些特性,使得这一文化特征也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Triandis曾经指出:寂寞是个人主义文化中的问题,而不是集体主义文化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集体主义就一定好,集体主义者由于情绪联系的扩大化,因而紧张的机会比个人主义者要多,这一点又不利于健康。
总之,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及其影响的研究虽历经数年,但到目前为止还有颇多争议。比如费孝通(1947)早就指出,中国人实际上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他用“差序性同心圆”的概念比喻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实际上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证集体主义的特性,与Sampson提出的包容式个人主义相对应。而最近日本心理学家也发现日本人的个人主义倾向比美国人的还高,因此,单从文化或人格某一方面分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都具有片面性,这些问题还将争论下去。
4.文化与思维特性
文化心理学关注的另外一个领域是文化与思维特性的关系。几十年来,跨文化心理学发现了东西方人在文化及行为上的诸多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些差异的文化与生态学成因。可惜的是这些解释仅仅是表面性的,它没有提供深层的原因。目前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已经逐步认识到,文化不仅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且也影响人们的认知过程与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体现了文化的特征,而且反过来又决定着文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从本质特性上讲,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体现出了以下几个特征:
(1)折中性(中庸之道)
Peng Kaiping等(1999)用朴素认识论(Folk Epistemologies)来概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这种认识论上的差异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差异只是其表现形式。通过对比中国大学生与美国大学生看待问题的方式,他总结出了中国人与美国人认识上的差异,如表8-2:其中中国人常用的辨证思维方式对其认识问题过程影响最大,并明显地表现在中国人对矛盾的看法上。中国人从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变化的及复杂的观点出发看待矛盾,认为任何事物当中都蕴涵着矛盾。因此,折中是处理矛盾的最好方式。相反,美国人从世界的相对稳定性出发,认为有可能从一个大的环境中提取出单个的事物并对其做对错判断。这种看待矛盾的方式使得中国人在处理矛盾时更多地求助于协商,而美国人则求助于规则和法律。
美国人 中国人 对知识的态度 怀疑一切 不能怀疑的尊重式学习 学习知识的方式 个人创造知识 接受与吸收式的学习 学习知识的目的 热爱并追求真理 实用主义 思维特性 线性思维(真假对立) 辨证思维(真假并存)
表8-2: 中美大学生认识论的差异
中国人的辨证观念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从世界的变化性出发,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与中国人不同,美国人则更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思维,它强调的是世界的统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受这种思维方式的人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
对中国人来说,这种朴素的认识论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它甚至内化成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鲁迅先生曾对此加以评价:“中国人的性格总是喜欢调和的、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必须在这里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但如果你主张将屋子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可行。”鲁迅先生在这里说的是中庸之道的消极面,当然,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它能使人避免产生极端性和片面性,使思想和行为趋向合理。
(2)整体性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在看待问题的时候喜欢从整体的角度对问题加以分析,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关系;而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却往往把问题从一个大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加以考虑,看中他人或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征。Ji Lijun、Peng Kaiping和Nisbett等人(2000)就发现,中国人在认知事物的时候往往不能把个别事物从它所处的情境中分离出来。比如在完成棒筐实验(Rod-and-Frame)的时候,中国人的成绩就比美国人差,主要就是因为中国人把背景和判断目标当做整体看待。
这种整体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使得中国人在评价他人的时候往往把一个人的生活背景、家庭出身以及周围环境联系起来,而不是从此人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去评价他。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过分夸大环境的作用,而忽略个人的作用,犯与“基本归因错误”相反的错误。
与中国人不同,西方人往往首先强调个体性的作用,在处理客体时,他们会把一个客体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忽略它所处的环境的作用。这一点可以解释科学发展中的一些现象,英国科学史学家Joseph Needham(1962)注意到,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场”、“远程作用力”等概念,他们对此的认识要比西方人早1500年。但可惜的是,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却由后者提出。Needham认为这主要与中国人的整体思维特性有关。我们知道,电磁学和量子力学的建立都需要对作用力的分解。
(3)中国人的整体思维(Holistic thinking)
在Nisbett、Peng Kaiping 和Ji Lijun等人研究的基础上,侯玉波、Peng Kaiping和朱滢等人(2001)进一步研究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包含着五个认识与评价维度,分别是:
联系性:中国人习惯用联系的眼光看问题,承认世界的普遍联系性。
变化性: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没有不变的人和事物。
矛盾性:承认矛盾是中国人认识论的基础,矛盾普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
折衷性:折衷是中国人处理矛盾时常用的方法,中国人总是避免极端选择。
和谐性:中国人不愿意与人冲突,尽可能与人在表面上一致。
表8-3列出了他们编制的测量中国人整体思维量表的一部分。
表8-3:中国人整体思维方式量表
01 每个人都有其核心的性格,它不随时间而改变。
02、很多看似孤立的事物实际上彼此关联。
03、一个人改变自己的时候,他也改变了周围的人。
04、大多数人的本性不随时间而改变。
05、看上去没有关系的事物实际上常常是相互联系的。
06、我认为一个人的个人习惯是很难改变的。
07、我认为一个人的个性是终生不变的。
08、我时常改变自己,以与不同的人相处。
09、我时常发现一件事情会有自相矛盾的时候。
10、当我决定了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不再改变自己的想法。
11、我衡量自己言行的标准是明确的。
12、我的行为经常受环境的影响。
13、我常常发现自己在处理一些问题时存在着前后矛盾的现象。
14、我认为我的价值观与信念与我周围的人一致。
15、我发现我常常会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注:选自侯玉波、Peng Kaiping和朱滢等编制的问卷(部分)
(4)思维特性对认知活动的影响
认知判断: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认知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它影响了认知功能的实现过程。以概率判断为例,Yetes、朱滢等(1987)发现,中美两国的大学生在做概率判断时采用不同的方式:中国人有较好的辨别能力,而美国人有较好的校准策略。两者的互补性使得中国人与美国人在判断的结果上基本接近。而之所以如此,就是中国人倾向于从总体看问题,较容易做出适当的区分;而美国人倾向于从部分之间的关系看问题,所以当发现部分之间存在不一致时会及时调整。
认知内容:文化与思维方式也影响认知的内容,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人们的归因上。Morris等(1994)发现,在大多数时候,美国人归因时强调个体内部的因素,而中国人更多地关注环境,对事件做外部归因。Morris用“文化差异的内隐理论”(culture differ in implicit theories)对此加以解释,即文化差异以内隐的方式影响人们对行为信息的表征与编码。
决策行为:文化与思维方式也影响着群体决策行为。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的群体决策更多地依赖权威,在群体决策中,大多数成员实际上只参加讨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体决策。另外,在决策中成员也尽量避免公开的冲突。Lindsay(1985)在研究中国人通过开会做群体决策时就发现,中国文化的要求以及中国人的思维特性也影响了中国人群体决策的氛围,每个人坐的位置与发言的顺序与这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紧密相连。在大部分情况下,还会出现“权利极化”。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人的群体决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群体决策。
总之,文化对人的心理与行为有着巨大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对我们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心理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文明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尽管如此,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我们还必须向世界上任何先进的文化学习,不能夜郎自大。从另一方面看,自八十年代初以来,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与对外开放等诸多原因,使得“全盘西化”的思想在青年人中几度泛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崇洋媚外变成了一种时髦。实际上,不论是闭关自守还是崇洋媚外都不能成为我们理解与发展中国文化的途径。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文化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给这种变革提供了机会。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要促进经济的繁荣,也应该有利于文化的发展与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文化心理学将在这一方面作出它应有的贡献。
本章推荐读物:
Peng Kaiping(1999):Cultural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本书是Peng Kaiping 教授在Berkeley大学开设文化心理学课程时自编的讲义,内容主要包括近20年来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Peng,K.P.,& Nisbett,R.E.(1999) Culture, Dialectics, and Reasoning About Contradi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741-754这篇文章是该研究小组对中国人辩证思维加以研究的经典之作。
杨国枢(1996):《文化心理学探索》 桂冠图书公司 :该书收录了本土心理学有关文化研究的论文,值得一看。
杨中芳(1996):《如何研究中国人:心理学本土化论文集》桂冠图书公司:该文章谈到了本土心理学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
余德慧(1996):‘文化心理学的诠释之道’,本土心理学研究第6期 146-202 :该文章是台湾大学心理系教授余先生对文化影响理解的说明。
Triandis, H.C(1994):Cultural and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McGraw-Hill:该书是对Triandis研究的系统总结。
本章复习题:
1.在文化人类学看来,文化影响具有什么样的特性?
2.文化通过哪几个层次影响人们?与其对应的学科是什么?
3.文化心理学关注的对象是什么?
4.简述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5.谈谈你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化理论的看法。
6.什么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它有何影响?
7.试述中国人的思维特性?它对我们的认知活动有什么样的影响?
9.结合生活实际,谈谈中国人应该怎样进行文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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